最高检：加大对“小过重罚”等问题的监督

 

　　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在通报近年来行政检察工作的进展成效时指出，加大对“小过重罚”等问题的监督。最高检发布涉企行政处罚检察监督典型案例，指导正确适用部门法与行政处罚法，部门法最低处罚明显与违法情节不成比例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予以校准，推动落实“过罚相当”原则。推广浙江省象山县检察院督促执法机关纠正“小过重罚”大数据模型和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餐饮类行政处罚大数据监督模型，指导各地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中办理案件200余件，促进“小过重罚”综合治理。凝聚“过罚相当”执法司法共识，推动统一执法监督与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标准。河南省检察院与法院、市场监管部门出台会议纪要，明确食用农产品市场监管法律适用标准。福建省检察院会同法院、市场监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出台会议纪要，统一“三小”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减轻处罚裁量标准。

 

　　此外，在答记者提问环节，新华社记者提出：近期，媒体报道了最高检办理的一起涉及“小过重罚”的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请问检察机关在解决此类问题、助推行政机关完善相关制度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回答道：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您提到的这个案件，74岁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曾某认为处罚过重，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6年诉讼未果、申诉无门，最高检到当地召开听证会公开审查，搭建“官民”对话平台，促使行政机关主动纠正。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小过重罚”问题。实践中对一些小摊小贩、小微企业的行政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处以高额罚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产生活，不利于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建立对法治的信赖，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当遵循“过罚相当”原则，行政处罚所适用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在行政执法中既要严格执法，更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既要避免“小过重罚”也要避免“重过轻罚”，应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也发现一些涉企“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过罚不当”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此类问题，一是加强涉市场主体行政诉讼监督，推动行政处罚符合比例原则。比如刚才提到的曾某一案，销售1瓶价值78元的过期红酒被罚款5万元，罚款数额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处罚标准，但明显与违法情形不成比例。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撤销了不合理的行政处罚，依法准确合理适用裁量权，确保“过罚相当”。

 

　　二是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比如，浙江省温州市检察机关针对“处罚不当”“罚而未执”“罚执错误”等问题，构建行政罚款类案监督数据模型。现实中发现有些当事人虽然被处理不当、但未必像曾某一样，敢于拿起诉讼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大数据监督模型发现这些案件线索，如果在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范围内，发现存在“小过重罚”、处罚不当的情形，我们可以进行监督，及时纠正错误的行政处罚，避免对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影响。目前已运用该模型发现不当监督线索1028条，开展类案监督78件。今年，我们还推广了浙江省象山县检察院督促执法机关纠正“小过重罚”大数据模型、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餐饮类行政处罚大数据监督模型等一批较成熟的模型，指导各地结合实际深度运用法律监督模型，推进“小过重罚”溯源治理，推动行政检察提质增效。

 

　　三是深化“小过重罚”系统治理。在去年开展的行政检察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小专项”活动中，浙江、江西等地检察机关开展“涉企行政处罚首违不罚、轻微不罚行政检察监督”“餐饮类企业行政处罚监督”等专项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最高检党组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中突出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难题。

 

　　下一步，行政检察将此作为推进专项行动的主线，突出加强涉企“小案重罚”“重复处罚”“同案不同罚”等监管执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切实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同时主动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部门等的协同联动，互通信息，对行政执法中的规则缺失、方法缺陷等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检察建议、情况反映等形式助推行政机关完善相关制度，推动行政处罚裁量规范统一，以良法善治实现公平正义，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