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基本特点
我国的资源禀赋和最小成本的经济铁则，决定了养殖阶段的“小群体大规模”与屠宰加工阶段的“小产能大产量”，是适合现阶段我国肉用牛（肉牛、牦牛、水牛、奶牛副产物）产业基本国情的产业模式，逐母牛产地、粗饲料资源及环境条件而居的育肥场（户、企），所客观形成的中国特色的“肉源分散”格局与人口占全国36%以上分散于农村的民生需求是其基础。
在货币流动性充裕的大背景下，2020年肉牛牦牛养殖和牛肉消费总体“产销两旺”，牛价和肉价同时一路攀升，但因各项成本也同时上涨，全线净收益的涨幅略好于2019年。
2020年肉牛存栏量、牛肉产量以及养牛从业人口数量有所下降。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新发牛病——牛结节皮肤病的爆发，造成了产业的巨大损失，同时加剧了产业链上经营主体的新陈代谢。户（场、企）均饲养头数（规模化程度）和新进入产业的户（场、企）数以及退出行业的户（场、企）数都有所增加，但后者“退群”造成的减栏量多于前二者的增栏量。新冠疫情对产业的全面深刻影响、“走私活牛和牛肉”的“休克性”阻断、行业间比较效益的驱使、资源与环境成本上升的压力、母牛肉和未满膘地方黄牛肉的新消费需求等是重大因素。
2020年小牛与肥牛的价格倒挂现象进一步加剧。牛源不足和价格倒挂致使育肥时间由2019年的平均300～330天，延长到了330～360天，出栏重由650～700kg增加到了700～750kg，甚至更多。
小牛与育肥牛之间的价格倒挂，真实反映了母牛产能不足（存栏量少和繁殖效率低）——小牛供给不足与牛肉的强势需求——市场督促肥牛增栏——督促牛肉增产的关系。所折射的是育肥、屠宰、销售和消费产业链四节点对母牛养殖进行的市场化反哺和拉动行为，其力度和能量远大于“见犊补母”等政策。但价格倒挂现象在市场和政策的长期合力调整下仍得不到缓解反而逐年加剧，说明除了刚性需求因素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需要深度关注。
母牛和育肥牛饲养与屠宰加工的设施设备“产能过剩”有所增加。一些屠宰企业、“肉牛产业园”和养殖企业等产能设计和投资过大，不是因为“吃不饱”不能达产而陷于困境，就是被过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拖累和“打铁尚待自身硬”而“建设上马、建成下马”，增加了新的过剩产能。
“新冠疫情”的影响进一步证明，中小规模下（母牛养殖、育肥以及屠宰、加工、销售），尽少占用资源、资源就地生产利用、产品贴近家庭或餐桌、具有迅速调整并适应生产和市场形势变化的体质、及时掌握现代化营商工具的产业形态和模式，最具生命力和竞争力。
2020年针对“新冠疫情”的划时代普惠性施策、脱贫攻坚战的完胜以及现代化信息工具在营商与生活中的迅速全面普及，催生了“烹饪省厨化、品相多样化、口味个性化、发单定制化”等特色化、人文化新需求。这种“服务性和差异化”供给不足与“个性化”需求增加之间的新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牛肉刚性需求与供给不足的基本矛盾，致使牛源和肉源进一步全线不足，肉价联动牛价整体上涨，进而促进了活牛和牛肉进口量的增加。国外牛肉成为我国牛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产业金融、科技、减税减费等政策的广泛、大力支持，进一步提高了我国肉牛牦牛产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表现在效率提高与收益率上升等节本增效能力加强以及“直上家庭餐桌”的牛肉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的性价比仍高于进口牛肉产品等方面。
“双循环”中的我国肉牛牦牛产业面临以下长期竞争压力：
a、国内同行之间的互动性竞争；
b、“标准化”一方面能提高效率和产量，一方面却导致产品的“去特色化”和“同质化”。后者在单一市场上形成“标准化价格”，从而让产品“优质不优价”和“叫好不叫座”。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市场环境下，后者所形成的标准化产品的竞争相杀，将折损前者的实现能力和效果。
c、其他行业替代产品（猪禽羊肉等）的市场博弈；
d、正关进口产品（种质资源、商品活牛和牛肉）的全线博弈；
e、走私活牛和牛肉的产业侵蚀与威胁性竞争；
f、劣质牛肉的威胁性竞争；
g、假牛肉的恶性竞争；
1.2 产区变化
肉牛产业向广义的南部、西部、东北产区加速转移，特征如下：
第一，当地政府提升并加大了发展肉牛产业的高度和力度。把肉牛产业定位为继扶贫脱贫之后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柱性产业，有的省地政府出台了具体可行的给力政策。
第二，适应市场需求的产业战略布局与实现能力进一步增强。表现为“品种及其作用”的意识和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意识的增强，在发展原有品种之上，进一步大力推进本地牛产业来强化产业特色，同时因地制宜增加牛种来丰富产品种类，满足市场需求。
第三，母牛和肉牛产业从业人口的规模决定肉牛产业基础强弱大小的意识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各地、各级政府不约而同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各地政府根据各自的情况，纷纷出台了支持母牛增栏留栏的具体政策，并加大了保险、技术、交易市场以及疫病防治等方面的基础条件建设的力度。这实际是在更深层次留住肉牛产业从业人口并促其扩大规模，是实施旨在富民的乡村产业振兴战略的具体举措，是既发展肉牛产业又通过肉牛产业发展来稳民生、强民生的重大积极作为。
第四，有大资本或大资金的产业投资。
西部和东北产区是中部和南部产区的小牛、肥牛牛源供给主产区。中部是育肥和屠宰主产区。南部肉牛产区背靠牛肉消费大市场，粗饲料生产能力强大且来源丰富，再加上山地、台地立体型的自然环保功能与强大的环境自然净化能力，最具发展潜力，并且肉牛产业发展已经由起步进入加速发力阶段。
牦牛母牛养殖以散户放牧为主，仍是牧民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牦牛产业化扩繁增量实质性地受到了资源和环境等天花板效应的影响。牦牛育肥已经成为产业共识，育肥场逐饲草料资源而居，在技术进步加速和牛肉市场需求度增强的环境下，向低海拔、半农半牧区加速转移。
牦牛的现代化屠宰加工技术迅速普及，牦牛肉产品的种类和质量、消费量、销售半径都在迅速提高和扩大。牦牛肉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很多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而藏区对牦牛肉的传统消费方式并未受影响。由此牦牛肉分化成了面向内地市场和藏区传统市场的两类产品群。
1.3 效益与安全
2020年，全年牛价因地区、品种及其杂交代数和长势、体重月龄和体型外貌、季节以及“新冠防疫”形势的严峻程度等差幅较大。育肥牛出栏市场价格28～40元/公斤、犊牛（包括公母）50～65元/公斤、妊娠能繁母牛1.8～4.0万元/头、青年未孕母牛1.1～2.0万元/头、本交用种公牛3.0～3.5万元/头，牛价较大的升速和升幅，不同于往年。牛肉批发市场价格由2020年1月的71.53元/公斤上涨至12月的87.32元/公斤，价格继续趋涨。
由于牛价与饲料价格及各项成本同时升高，犊牛肥牛价格倒挂严重，外来牛肉的价格不允许国产牛肉在价格上进一步对屠宰和育肥环节让利，因此产业净收益较2019年虽有所增，但增幅不大。
1.4 产业技术
1.4.1 遗传育种繁殖领域
2020年拥有肉用公牛的种公牛站36家，肉用采精种公牛存栏3403头，普通牛39个品种3178头，牦牛3个品种50头，水牛6个品种175头，生产冻精4400万剂，产值在4.5亿元以上。冻精生产主体为西门塔尔、利木赞、夏洛莱和安格斯等品种。估计全国每年本交种公牛需求量约10万头左右，年产值超15亿元。以核心育种场、种公牛站、技术推广站和人工授精站为主体的繁育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现有核心育种场44家存栏17555头，其中存栏基础母牛12419头，涵盖地方品种、引进品种、培育品种、水牛和牦牛等共计21个品种。
青藏高原区域牛遗传资源补充调查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发现了玉树牦牛等新资源，计划启动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开展了部分地方品种的牛肉品鉴，为加快地方牛种保护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以用促保、保用结合”的良性循环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肉牛数据传输系统建设进一步完善，肉牛全基因组选择技术推广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2020～2035》即将发布，秦川肉牛、利鲁牛、无角夏南牛、延和牛、张掖肉牛、肉用褐牛、华西牛等肉牛新品种培育工作和群体遗传改良持续推进。国内肉牛核心种群供种率提高至35%左右，进口种质有所下降。在核心种源供种上，用胚胎移植等生物技术生产种公牛的比例有所增加。
1.4.2 饲料营养领域
“新冠疫情”的影响和原材料涨价以及盈利动力，驱使养殖场（户）更加重视本地、低质低价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主动投入技术以提质、节本、增效。依托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肉牛牦牛饲料营养价值开放数据库（http://www.rnfeeddata.com）进一步完善并发力提供技术支持。确定了锦江黄牛、草原红牛、夏南牛等不同牛种育肥期、泌乳期等阶段的营养需要。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肉牛全程营养供给与育肥出栏、屠宰分割的投入产出相关性，反馈校正肉牛阶段饲养的营养供给水平，得出初步结论：片面追求日增重不等于能提高全程盈利能力和水平。差异化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夷陵牛、筠连黄牛、云岭牛、延黄牛、大通牦牛、安格斯、西门塔尔等牛种的低成本差异化育肥技术体系和产业模式的分化与形成。面对牛价上涨、牛源持续紧张，重视母牛围产期饲养管理，推广母子一体化培育技术，形成适合散户、适度规模户、公司规模化饲养能繁母牛的多元化技术支撑系统。集成的高原牧区牦牛带犊补饲技术、牦牛僵牛复壮和补偿生长的营养调控技术、半农半牧区牦牛季节性舍饲错峰出栏技术、低海拔农区牦牛异地舍饲育肥技术等覆盖区域随市场需求而进一步扩大。
1.4.3 疫病防治与控制领域
2020年获新兽药证书的牛用产品共10个，包括布鲁氏菌病标记活疫苗（A19-△Vir B12株）和牛曼氏杆菌病灭活疫苗（A1型M164株）2个新型疫苗，1个诊断试剂盒（牛支原体环介导等温扩增试剂盒）和7个化学药物（羟氯扎胺原料药、羟氯扎胺混悬液等），其中一、二及三类新兽药各为1、5及1个。同时有多种疫苗和诊断产品已接近成熟，如针对牛呼吸疾病综合征的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和副流感3型二联灭活疫苗已进入新兽药注册申报的产品复核阶段，牛支原体活疫苗已进入新兽药注册证书初审阶段。新发牛病——牛结节皮肤病在多省爆发并引起巨大损失，但使用山羊痘疫苗进行紧急免疫能有效控制疫情漫延并大幅降低损失。
1.4.4 屠宰加工与品控领域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我国肉牛屠宰加工业的运行造成了重大影响。当初餐饮行业停摆与交通受阻，导致销售不畅、无牛可宰的局面。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国家鼓励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并对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释放了增加贷款、减免税负等各种红利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并扶持其发展。但由于屠宰加工是产业链人力、物流、资金使用最为密集的环节，人流、物流、资金流一定程度受限或短缺导致企业开工、产能仍处于较低状态。为打破销售受阻的局面，屠宰加工企业越来越重视社区销售、高端订单、加工原料直供和线上销售等手段，部分企业线上交易量是去年的100～150%。
随进口冷链受阻，非洲猪瘟以及疫情形势趋缓，肉牛产业迎来了时代机遇。肉牛屠宰领域正升级屠宰、生产管理、牛肉质量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和能力，以满足新形势下饮食方式新需求与提高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肉产品与副产物预处理及深加工、微生物控制、宰前管理和精细分割、熟化加工等成为加工链支撑技术，传统的熟化、嫩化、包装、产品开发、质量保障、检测、预警等领域，正通过导入或研发新技术进行创新和升级。
1.4.5 设施设备与环境控制领域
设施设备不断得到完善，产品种类增加，尤其饲料加工机械设备水平进一步提高。整体上设备稳定性仍需提升，山地丘陵地区饲草料收贮机械缺失。重视肉牛养殖环境调控，挡风墙、厚垫草、恒温饮水等提升动物福利措施的普及范围扩大。牦牛舍饲发展趋势明显，通过配套暖棚、冷季补饲等技术有效提高牦牛生产效率。在智能养殖方面，出现了手机终端APP、微信小程序等管理手段以及上料、称重、配方控制的自动化TMR饲料加工技术。旨在提高分析和应用效率的信息处理技术开始得到应用。粪污就地熟化还田与有机肥生产销售方式成为常态。
1.5 产业政策
2020年，国家层面的肉牛牦牛产业相关政策继续实施了“菜篮子工程”、“良种补贴”、“疫苗补贴”、“基础母牛扩群补贴”、“标准化养牛场建设补贴”、“保种补贴”、“农牧民补助奖励”等政策。
地方政府在基础母牛扩群、养牛保险、产业扶贫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结合当地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相继出台了标准各异的补贴政策。地方政策的出台对各地肉牛养殖户和企业经营增收、精准扶贫以及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仅示例，还有更多省市地县的政策没有全部列出）：
云南省政府2020年出台了《云南省支持肉牛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存栏奖励”、“支持优质育龄母牛扩群增量”、“加大全株青贮玉米推广应用”、“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强化养殖用地保障”、“肉牛养殖项目指导服务”、“加强肉牛屠宰经营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协调制度”等措施，支持肉牛产业加快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出台了《赤峰市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0-2022）》，通过优质肉牛推广体系、基础母牛扩群增量、集约化舍饲育肥、龙头企业提升等一系列工程促进该地区肉牛产业的发展。
黑龙江省出台了《黑龙江省2020年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继续在杜蒙、林甸、肇源等15个牧业半牧业县（市）实施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对肉牛存栏100头以上的养殖场新建或扩建牛舍、购置机械设备、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等方面的投入，进行补贴。
吉林省桦甸市出台了《桦甸肉牛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和《桦甸市2020年肉牛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按照种养结合、农牧循环、产业兴旺的总体要求，对肉牛产业发展和政策保障作出了总体设计和安排。
贵州省遵义市花坪镇2020年出台了“见母补犊”、“标准化养殖场基础设施建设补助”、“利用冬闲田土种草补贴”、“防疫扶持”等五大政策助推肉牛产业发展。
2、2021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趋势
2.1 肉牛存栏量、牛肉产量和产业发展模式
我国牛肉消费的强势需求是持续推动肉牛牦牛产业发展的动力，在货币流动性充裕和政策将发力支持肉牛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2021年将继续“产销两旺”的势头。在依靠肉牛产业实现脱贫的地区、实施“粮改饲”和肉牛（牛肉）调出大县的区域、以肉牛产业为依托实施乡村振兴和“一县一业”战略的地区，在政策推动下，将会局部增加包括母牛在内的肉牛存栏量和牛肉产量。
整体上，母牛的产业基础地位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提升，但在“小牛和肥牛价格倒挂”得到结构性缓解以及侵蚀肉牛产业发展的因素消除之前，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肉牛存栏量和牛肉产量。
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不论养殖还是屠宰加工与销售，生产经营主体将进一步追求细节，讲究步步为营和各环节的节本增效，这是资源约束、各种竞争条件下求生的必然选择，也是形成盈利模式的途径。规模化水平在政策推动下将进一步提高，但大型企业面临折旧成本和信贷成本过高，人工和环保成本增加以及主要饲料原料价格上涨侵蚀生产与销售环节效益，盈利压力大。小规模的农户和中小规模牧场，养殖生产成本低、经营灵活，并且容易廉价收储利用产量不大却具营养的多样化饲料资源，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客观环境迫使屠宰加工环节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向产业链后端提速延伸。通过将初级产品向速冻调理品、熟肉制品等深加工产品转变来增加产品附加值，是稳定保持盈利水平和能力的主要趋势。
牦牛放牧养殖仍是主要生产形式，中小规模牦牛养殖户是牦牛养殖的主体。牦牛养殖与生态保护并重，牦牛的存栏量将趋于平稳。随着舍饲错峰出栏、低海拔异地育肥等技术和模式的发展扩散，养殖区将向饲草料资源优势区转移，牦牛的出栏量和产肉量将进一步稳中上升。将牦牛肉产品推向内地中高端市场的生产组织化、养殖规模化、产品标准化的产业模式正在形成。
2.2 品种格局变化
由于政策的强力引导，肉牛牦牛地方资源保护利用循环模式有所加强。针对5～8个品种初步构建了资源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开发与创新相融合的格局。但总的品种格局变化不大，依然是杂交群体为主（约占79%），地方黄牛、牦牛、水牛为辅（约占21%）的生产结构。杂交群体中，存栏量依次是西门塔尔牛、夏洛来、安格斯、利木赞及其他进口品种与我国黄牛的杂交后代，其中西门塔尔牛杂交牛为主体。利用杂交优势的生产模式有所加强，在级进杂交群体中引入第三个品种来提高生产效率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区域性内的系统和长远规划还有待加强。
2.3 养殖成本与效益
“粮改饲”的持续推进和区域性低成本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从技术层面继续支撑饲料转化率和牛肉品质的继续提高，进一步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单头产出率和养殖效益。肉牛牦牛产业扶贫效应，以及贫困地区能繁母牛基地和架子牛基地建设对于稳定牛源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半农半牧区牦牛舍饲错峰出栏和低海拔农区牦牛高效舍饲育肥模式将继续扩大，高原牧区与低海拔农区季节性生产互补、养殖资源互补、牦牛牧区草地生态压力降低的效果将逐步显现。单产水平的提高与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都将促进肉牛牦牛养殖经济效益的提高。
2.4 疫病与防控
在重大疫病控制方面，除口蹄疫和牛布鲁氏病外，外来疫病——牛结节皮肤病的免疫预防将成为常态。常发病仍以牛呼吸综合征、犊牛腹泻和母牛繁殖障碍为主。在防控技术方面，疫苗研发除继续开发填补空白的单病种疫苗外，多联多价疫苗的研发开始受到关注。在诊断技术方面，针对病原学的多联快检和现场诊断技术将成为研究热点，基于体温和行为的健康预警技术将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将推动疾病防控技术手段的快速升级。随着抗生素限用政策实施的深入，中药和益生菌在疾病预防和治疗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将于2021年4月15日实施，规模化牛场生物安全标准建设将受到重视。
2.5 屠宰加工
受“新冠疫情”影响，肉牛牦牛屠宰加工业将更加注重牛肉质量和安全问题，进一步落实从牧场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结合限制畜禽跨区域转运、限制或取缔城镇活畜禽交易的政策，屠宰加工企业将进一步向肉牛主产区集中，提高肉牛主产区的屠宰加工能力和加工技术水平，流通上由现在的“运畜”逐步转变为“运肉”。
国家积极倡导“完善配送体系，通过集中屠宰、产销对接等方式，推行冰鲜肉”进城入市“的政策。但是，针对县域乡镇乡村的民生需求和消费需求，需要量体裁衣式地完善上述政策，使政策更便民惠民，切实践行产业振兴乡村、提振城市和农村消费的国家战略。
”冰鲜“牛肉将是力推和扶持的产品形态，主要用于解决”远程消费“问题，特点是成本高。”热鲜“牛肉，在我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烹饪与消费历史，并且是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的产品形态，主要用于”就地就近消费“，特点是成本低。二者的营养价值没有差异，口感风味也因为烹饪技艺的不同而各有千秋。如何使二者既满足民生需求，又形成合力来增强产业竞争力，是相关领域的一道考题。
屠宰加工业将主动改变牛肉产品的加工结构和品种，提高牛肉和副产品的深加工比例，增加花色品种，开发适应消费需求和线上、线下产品保质期和物流特点的产品。
2.6 设施与环境控制
肉牛养殖标准化和规模化进程将会不断加快，由传统拴系饲养模式继续向散栏饲养模式过渡。围栏养殖范围会逐步扩大，肉牛养殖设备质量不断增强、种类逐步增加、水平不断提高。肉牛智能养殖研发力度加大，养殖设备与信息技术不断融合，提升肉牛产业水平。牦牛牧繁农育散栏式围栏场育肥模式加速推进，舍饲配套设施设备不断完善。有机肥增值、农牧良性循环将是肉牛场环保措施的主渠道。
2.7 产业政策
2021年，国家层面的肉牛牦牛产业政策还会延续2020年的相关政策，通过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加大投入力度，支持肉牛牦牛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选育等技术研发力度，促进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通过推进”粮改饲“、”种养结合“，支持优质饲草料收贮种植，从政策层面支持以肉牛产业为代表的种养循环模式，支持以秸秆青贮、白酒糟等为代表的区域性副产物资源高效利用的土地和养殖配套政策，有计划持续推进贫困地区母牛带犊和能繁母牛群建设，形成高质量和有特色的架子牛基地和促进农民有效脱贫。结合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继续实施良种补贴，支持良种推广，尽快出台肉牛基础母畜补贴的建议，配合财政部进一步研究完善相关财政支持政策。
3、2021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建议
3.1 展现大国畜牧兽医业责任和担当，在”畜牧兽医事业新基建“上迈出第一步。
我国现代化的网络覆盖和信息传输、大数据以及数字化等技术手段，在”硬件“上已经具备支撑畜牧兽医事业的基础和条件建设的能力。畜牧兽医事业的重大基础和条件建设工程之一，是旨在覆盖各畜禽产业的大数据体系建设，包括经营主体、产业动物、从业人口、产地变化、全程追溯、消费市场、商品需求、政策措施反馈改进等信息的随时收集整理分析，以及这些信息的数字化的进一步应用。我国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和建设，需要与数字时代同步，本文称之为”畜牧兽医事业新基建“。肉牛牦牛产业的大数据体系建设只是其中一支。
在从单一大市场升级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市场背景下，”畜牧兽医事业新基建“能为生产和消费进行预测预警和监管监控，能科学利用和配置各种资源，能精密高效地进行优质决策与调控管理，各层级各领域能开展各种服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线直接参与大循环竞争的生产经营主体，将在技术、经营、市场、信息等方面无缝分享数字时代的最新成果和各种支撑。
”畜牧兽医事业新基建“是扬我国科技和手段之长，避资源、环境、成本约束之短，引领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如果投入建设，众多重大问题和各种”最后一公里“难题，很可能会随”新基建“的投产得到具体缓解和解决。
建议把”畜牧兽医事业新基建“作为国策立项，从战略性和可行性入手进行专门研究。对”畜牧兽医大数据体系法“进行立法，制定方针路线，由主干到分支，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中央和地方的分工次序、分时间和阶段来有序有效推进建设。
3.2 调整完善补贴政策，因地制宜制定肉牛牦牛产业发展支持政策。
降低肉牛养殖户和养殖企业享受相应补贴政策门槛要求，出台针对肉牛长期贷款和贷款基准利息保障制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将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肉牛活体、肉牛养殖保险单、土地经营权纳入可接受抵押品目录，探索开展有关抵押贷款试点。鼓励开展能繁母牛、肉牛养殖保险，降低养殖风险。认真执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肉牛生产所需的自动饲喂、废弃物处理和饲草料生产等农机装备实行应补尽补。
随着传统划分的肉牛东北、中原、西北和西南产区格局的改变和新兴优势产区发展，以及非瘟和减抗带来的后续效应，以玉米为主的饲料用粮价格上涨，母牛和犊牛价格上涨，然而并未达到实际的肉牛养殖的量效齐升。因此应有区别制定肉牛牦牛产业政策，根据产业规划和环保承载能力划定养殖用地范围，从政策层面将养殖用地同粮食种植用地等同看待。因区施策，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中低产地区，作为种植业结构调整和粮改饲的重点区域和现代种养循环区。根据产区的不同和规模群体不同实施分类补贴。
通过”一县一业“和乡村振兴，在西南地区发展以3～50头母牛为基础的家庭牧场和适度规模场，实施普惠性”见犊补母“的能繁母牛和架子牛基地县政策。针对性建立和健全优势区域秸秆、糟渣等非粮副产物资源的饲料化循环利用引导政策。在东北、西北和中原地区，推行标准化、规模化肉牛育肥，鼓励智慧化牧场建立，提升育肥效率和牛肉品质，大力推进饲料玉米、燕麦草等饲草料种植，就地就近保障饲草料供应，实现农牧循环发展。加大肉牛牦牛产业技术研发和政策支持力度，彻底解决制约我国肉牛牦牛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和”政策缺失效果不佳“等问题。
3.3 推进和完善肉牛遗传改良计划，建立稳定的肉牛育种长效机制。
基础设施层面，建设国家肉牛品种性能测定站，支撑全国范围的杂交生产；技术研发层面，扩大育种群和性能测定群体规模，加快群体遗传进展；项目支撑层面，建议科技部、农业农村部对重点品种做长期稳定的专项支持。
完善国家相关肉牛核心场的管理办法和监管机制。推动《全国肉牛遗传改良计划2020～2035》的发布及其实施方案的制定，加大各省区遗传改良计划实施的支撑力度，形成农业农村部种业司、各省区畜牧业局和地方品种改良站等各级指导实施体系，从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系统选育和科学改良，使国家层面的改良计划落地生根。
针对我国肉牛牦牛主产区的需求，在完善现有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加快组建和完善联合育种体系，全面提高民族种业水平。在大力支持和引导技术研发、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质量安全体系等的基础上，加快启动《畜禽育种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的立法研究工作，在法律层面尽快建立肉牛育种工作长效机制，确保肉牛育种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
3.4 加大牛病防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促进牛业健康发展。
当今正处于”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与启动的关键时机。牛病防控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底子薄，成本高，难度大，且处于老病未除、新病不断出现、多病原协同致病等复杂局面，急切需要各层面加大投入，联合促进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转化。如针对牛布鲁氏菌病、牛结节皮肤病、牛呼吸系统综合征和消化系统综合征的新型疫苗、多联多价疫苗、安全高效的牛用药物、多联快检技术和早期预警技术的研发等，为保障肉牛业健康发展、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提供技术支撑。贯彻实施《生物安全法》，建立和完善基于生物安全风险因子分析与防范、制定生物安全标准和计划、早期预警和诊断、科学免疫和精准治疗等相结合的生物安全体系，促进肉牛牦牛养殖业健康发展。
3.5 结合牛肉消费特点，形成中国特色的生产、销售及配套的品质安全保障模式。
我国肉牛产业可以从肉类市场消费特点（热鲜肉比例较大、副产品消费旺盛等）倒推我国肉牛生产与屠宰加工的模式和特点，研发与之对应的冷却、分割、副产物加工方案，形成中国特色的牛肉屠宰加工模式。
新冠疫情改变了牛肉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者食品安全认知，在稳定其他销售方式的同时，积极拓展社区团购销售、线上交易比例。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建立从饲养、待宰、屠宰加工、批发、物流配送和销售终端的互联互通平台，倡导不同地域、企业的数据互通和复用，以发挥互通平台的最大效率。在实现传统工业3.0的基础之上（如精准追溯、自动控制），结合人工智能、传感器技术实现牛肉生产过程控制，初步探索牛肉安全、品质控制由自动向智能的转变。
新冠疫情为公共卫生安全的维护敲响了警钟，在屠宰加工领域，应重视牛肉产业链中关键食源性致病微生物（如STEC）及其生物学特性（耐药、毒力等）等基础数据的持续监测、维护，开展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提高占位和认识的高度，从设施设备、人员、资金等各方面进一步强化牛肉安全的管理和控制。
3.6 加大肉牛生产设施设备投入，提高经济效益与劳动效率。
使用设施设备和配套技术可提高产能10～30%，需进一步重视设施设备配套和环境控制对提高肉牛生产性能和工人劳动效率的作用。在养殖户层面，应加大技术培训与技术普及范围，引导转变意识。在国家层面，应加大设施设备和配套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尤其智能养殖实用化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转化。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农机补贴力度和覆盖范围，支持中小型设施设备及技术的转化推广，对于肉牛标准化生产、提高整体生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有机肥生产及施用的政策支持，促进农牧良性循环发展，减小环境污染压力；加强面源污染的研究，为解决散栏饲养的土地问题提供依据。
（执笔：曹兵海、张越杰、李俊雅、王之盛、郭爱珍、刘继军、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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